http://finance.sina.com/bg/tech/sinacn/20100512/194154116.html
作者： 南方周末實習生 劉志毅 發自深圳
“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
“他們生産着世界上最頂尖的電子産品，卻以最慢的速度進行着自己的財富積累。辦公系統的公用賬戶密碼被設成以‘888’結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樣，他們喜歡這個數字。但是他們中或許鮮有人知道，是自己的雙手保住了國家的‘8’，而他們每天去加班，去買彩票，甚至去買馬，卻難以找到屬於自己的‘8’”
我認識兩群年輕人。
一群是與我一樣的大學生，他們生活在象牙塔，與圖書館、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鋼鐵機器，巨大貨櫃，有無數繁雜精密生産環節的廠區裡。這群人總是把他們的上級叫做“老闆”，互相之間哪怕不熟也要大聲用粗口喚作“屌毛”。
在富士康潛伏28天后，我走了出來。我一直試圖把這兩幅圖景聯繫起來。可是很難。只是這兩個地方生活着的人們確乎有着相同的年紀，相同的青春夢。
我的潛伏，起因於南方周末對富士康“六連跳”系列自殺原因的調查。編輯部很快發現，南方周末的記者們均因年齡較大無法進入只要20歲上下年輕人的富士康工廠。相較而言，不到23歲的我，很輕鬆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潛伏，使我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並非因為明白了他們究竟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們如何活着。
【一】
他們活得最闊綽的一天是每月的10號，發工資的日子。這一天，自動提款機與特色餐廳裡都會排起長隊，以至於提款機也會時常被提空。工資由當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費組成。
每個員工都會簽一份“自願加班切結書”，隨後你的加班時間便不再受法律規定的每月上限36小時的約束。但這並不是什麼“壞事”，相反，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對急欲賺錢的打工者們，加班更像是“會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沒有錢的日子讓他們“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勞累的工作只會讓身體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時候他們堅定地選擇後者，甚至這種選擇的權利，也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只有老大 “信任”，關係好，或是身處關鍵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對一些人來說成了憂慮，因為花錢不掙錢的日子“很難熬”。這一天，打工仔們顧不上是什麼節，更重要的是加班費；實在不行，睡個懶覺更實在。
新開的手機店門口，銷售員洋氣地向圍觀的員工們展示着iPhone，所有人都緊緊盯着他每一個“酷炫”的操作，像看着什麼新奇。可事實上，富士康生産着包括iPhone、iPad在內的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數碼産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機器每個部件都來自這些工人們之手，只是他們從未想過擁有最終的成品。現在，這些成品就以略高於他們一個月工資的“驚爆價2198元”出現在眼前。這是一筆昂貴的購置，所以他們只討論着怎樣花幾百元去買山寨手機。
在與他們聊天的很多時候，我無言以對，我覺得自己幸福得太過分。他們居然羡慕那些受工傷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話一面說自己的工作崗位如何有毒。他們討論自己的同事們跳樓自殺時，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語齣戲謔，似乎每個人都是局外人。
我願意把他們看成一群樂觀與堅忍的人，也希望他們真的是與此無關。不過這願望怎樣想來，都免不了是一種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變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時候說“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腳來交換5分鐘的休息時間”一樣，很天真，更沒可能。
【二】
你要問打工仔們的夢想是什麼，答案如出一轍，做生意，賺錢、發財，其它一切在這之後都會到來。在工廠的倉庫裡，他們幽默地把拉貨的油壓車稱作“寶馬”。他們倒是想擁有真正的寶馬，或者至少是“寶馬”式的財富。
他們時而幻想，又不斷地親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個痛苦的畫者，無奈地不斷撕毀自己難以成形的手稿，“這樣幹下去，一輩子也別想”。他們生産着世界上最頂尖的電子産品，卻以最慢的速度進行着自己的財富積累。辦公系統的公用賬戶密碼被設成以“888”結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樣，他們喜歡這個數字，甚至篤信這個諧音。但是他們中或許鮮有人知道，是自己的雙手保住了國家的“8”，而他們每天去加班，去買彩票，甚至去買馬，卻難以找到屬於自己的“8”。
工作最賣命的王克柱總抱怨工資太低，想去外面報名學點東西卻又“聽都聽不懂”，還是放棄了。他說知識太少，就只能幹最初等的活，這是注定的。他有時候說頭很痛，有時候又瞬間精神煥發。拉貨的時候他總向前飛跑，彷彿那兩板24箱貨物根本沒有多重。每天他都會爬上兩三米高的貨箱去盤點賬目，也會鑽到夾縫裡去檢查標識單。我問他為什麼這麼賣命，他並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聲：“救命！”他大約也不知道剛才自己說了什麼，我卻聽到一群真實的靈魂。他們習慣了用最大努力去改變，直到努力演變為掙扎，也沒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開生活的大繭。
廠區裡一幢幢廠房整齊敦實地豎立，除開頂上用英文字母和數字組合起來的序號，便几乎再沒什麼特質。廠房裏的機器，倉庫裡的貨箱，乃至流水線上着齊整工衣的工人們，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見廠房的窗戶裡探出兩張臉，一動不動，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遠，看不到表情，也聽不見聲音，那窗裡僅是兩個黑點。可站在他們的位置，這路上無疑也是一大群移動的黑點，無比巨大的白色廠房背景下，他們渺小而一致。
【三】
這個工廠的工人們用雙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電子産品的組裝生産，不斷刷新着令人激動的貿易紀錄，連續7年內地出口額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們操縱機器的同時，機器也操縱了他們：零部件在流水線上的一個個環節中流過，加工成型；他們單一而純粹的青春，也在機器的特有節奏中消磨。
凌晨四點，我上完廁所側耳貼在車間走廊的牆壁上，聽到機器的隆隆聲從四面傳來，頻率穩定不息，那是這個工廠的心跳。工人們每天就在這種固有頻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飯，我此刻明白了為什麼我在沒有人催促的情況下會在工廠的路上走得那麼快，會在食堂裡吃得那麼急，雖然並不舒服。你就像每個零部件一樣，進入了這條流水綫，順從於那節奏，隸屬於那凌晨四點的心跳，無法逃逸。
當深圳，這個曾經的邊陲小鎮一躍而成為珠三角東岸最繁華的都市之一，在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背後，我遇到的卻是一群迷惘焦慮的年輕人。《時代》雜誌在 2009年把中國工人作為了年度封面人物，這本雜誌說，中國工人以“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然而所謂“堅毅”，卻是忍耐機器異化、資本侵蝕所必需的品質。這樣的“堅毅”，還是他們可承受之重嗎？當電腦、手機、汽車，每一樣商品都成了資本的産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樣代價也被資本消耗殆盡。
這個容納四十多萬人的巨型工廠並非是人們想象中的“血汗工廠”。它提供食宿，規模達到一個中等城鎮，流水作業，井井有條。與同類相較之下，這裏的設備齊全而優越，待遇標準而規範。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蜂擁而至，只為找一個自己的位置，找一個也許他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實非一個工廠的內幕，這是一代工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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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週末 : 奪命手機：富士康VS大學生孫丹勇
http://nf.nfdaily.cn/nanfangdaily/nfzm/200907300161.asp
來源：南方週末 2009-07-30 11:06:41 作者：謝鵬 實習生 翟巧紅
企業文化VS.員工人性
一部手機導致了一位畢業剛一年的大學生之死。為什麼？是生命太脆弱，還是機器太殘酷？當追溯完這場悲劇的兩位主角——富士康公司和孫丹勇的發展歷程後，你會得到自己的答案
手機引發的血案
7月15日下午6點，李榮粉很想給小兒子孫丹勇打個電話，半年來，她還沒能和他說上一句話。一個月前，孫丹勇剛給讀高一的妹妹寄了一千多元學費，李榮粉想告訴兒子別太委屈了自己，要多顧著自己。
丈夫孫陽東說：“沒什麼事就不要打了。”他沒有想到，他這是在放棄聽到兒子最後聲音的機會——孫丹勇在7月16日淩晨3點33分跳樓自殺身亡。
就在李榮粉想著兒子的時候，富士康公司的三名保安正監視著孫丹勇，來到深圳市觀瀾鎮兆利花園的孫丹勇住處，搜查一款型號為N90的蘋果樣機。
9個小時後，孫丹勇從兆利花園的A3棟12層跳了下去，那一刻，孫丹勇穿著白色T恤、牛仔褲和球鞋。
7月16日淩晨4點多，員警清理完現場後才把孫丹勇女友叫下來。她用雲南話說：“一部手機怎麼就逼出一條人命來了，為了一部手機，值得嗎？！”
實際上，這款手機並不簡單。此次丟失的iPhone手機為蘋果最新的N90型號樣機，是蘋果公司押寶中國3G時代的旗艦產品。而蘋果公司則是目前富士康最重要的代工客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7月13日，富士康觀瀾科技園區發現蘋果樣機丟失並彙報給孫丹勇所在事業群的環安課。7月15日上午，富士康觀瀾科技園區環安課（臺式稱謂，相當於保衛科）開始正式調查，孫丹勇作為樣機的經手人，被列為重點調查對象。
不料，在接受環安課兩次質詢之後，孫丹勇竟然以自殺表示對調查的不滿。
7月22日下午，孫的父親、叔叔和哥哥取走了孫的遺物。遺物並不多，孫家只帶回了兩個箱子的物品。大部分是書，其中有一本是湯瑪斯•弗裏德曼寫的《世界是平的》，還有一個電磁爐和一台海爾筆記本電腦。電腦是兩個月前哥哥孫丹雄寄的3000元買的，不久前，孫丹勇堅持把錢還給了哥哥。當天晚上，他們帶著孫的骨灰和富士康的一紙協議（給予孫丹勇父母撫恤款36萬元）返回了雲南老家。
兩個世界，各自出發
孫丹勇的老家位於雲南省宣威市龍潭鄉一個偏遠小山村，離昆明6個小時車程。1985年9月的一天，孫丹勇在這裏出生，5年前，他考上哈爾濱工業大學，成為當地人的驕傲。
同樣在1985年，一位祖籍山西的臺灣年輕人郭台銘創立了富士康品牌，日後一路飛黃騰達，成為臺灣首富。
孫丹勇出生的第二年，郭台銘到深圳龍華考察。當時，那裏是一片荒野，野草長得比人還高。郭台銘站在一個高處對當地的政府官員指點江山：“看得見的土地我全要了。”從此，龍華成為富士康全球運作的大本營。
初中畢業時，孫丹勇的成績非常好，但由於錯過了體檢時間，沒趕上普通高中的招生，當時孫的叔叔問孫丹勇是否需要他幫忙花錢找個好高中念書，孫丹勇說，“自己是塊金子，到哪里都會發光”，選擇前往宣威市民族中學讀高中。
如今在孫丹勇家裏，還留有一張孫丹勇1996年前後和妹妹的合影，照片上的孫丹勇穿著破舊的解放鞋，圓圓大大的腦袋顯得很精神，眼神流露出樂觀和自信。
孫在高中時曾是班長，但在班裏從不得罪同學，有時同學蹺課，也不向老師彙報。他天性並不敏感，但有其偏激的一面。讀高中時，他曾被一位同學誣陷並毆打，多年後，這段往事被孫丹勇在自己最後的聊天記錄裏稱為和手機事件並列的兩大受辱事件。
在孫丹雄看來，弟弟從小就不孤僻，會講笑話，很活潑，不過只在朋友和熟人面前是這樣，在陌生人面前話很少。但不至於因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自殺。“我沒有女朋友，他有，我不算孤僻，能說他孤僻嗎？”孫丹雄說，弟弟在家裏坐不住，很小的時候就想要一輛自行車，喜歡騎車帶著哥哥去兜風，一兜就是十幾公里。
實際上，一家人對孫丹勇的理解，僅停留在高中之前。之前孫確實是一個天之驕子，但到大學後，性格有了變化。
寒窗苦讀
2004年，不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富士康的年會都舉辦得格外隆重，幾十輛寶馬、賓士被作為抽獎節目的壓軸戲，另外，還有上百萬元的現金大獎。
這一年的夏天，和郭台銘同樣意氣風發的孫丹勇，獨自一人買了張站票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報到。
之後的5年時間裏，孫丹勇只回過兩次家。一次是有一年的春節，一次是畢業後回來看爺爺。自從2002年孫丹勇和父母哥哥妹妹搬到宣威最大的鎮子板橋鎮討生活後，爺爺就一直住宣威龍潭鄉的農村老家。2009年春節是工作後的第一個春節，孫丹勇本來打算回家過年，但加班到大年三十，未能成行。
在不回家的日子裏，孫丹勇在寒假都會到哈爾濱的大街上掃雪賺錢。暑假則做些家教。
剛來到哈工大的時候，孫丹勇甚至連辦飯卡的200元也沒有，但仍對生活充滿了憧憬，也對未來充滿了希望。軍訓結束後，別人都換上了色彩斑斕的時尚衣裝，而孫丹勇總是身著軍訓時發的迷彩服，總是穿著軍訓時的破膠鞋，但臉上卻常掛著靦腆的笑容。
孫丹勇最先在大學被老師和同學知道，是由於他的貧困生身份。孫丹勇冬天從來都不穿棉衣、棉鞋，就是一身單衣、一雙單鞋過冬，即使給他發了補助，讓他去買，也不見他身上的衣服能暖和多少，每每問起，他都說不冷。由於捨不得花錢買棉服，孫丹勇還被輔導員訓話，最後他的生活補助讓班長代管。
在老師們的記憶裏，孫丹勇在食堂吃飯從來只買半份菜，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但是非常勤奮努力，從來沒有聽說過他碰過他人的一針一線，他的人品頗讓同學尊重。
與高中時候曾擔任過班長不同，孫丹勇在大學並不是學生幹部，但也從來沒有缺席過年級和班級任何需要他參加的活動。來到哈爾濱之後，同學們都是多才多藝，自己高中時學習上的優勢體現不出來，甚至在班級都變成了中等，在大學時候才開始接觸互聯網。
面對落差，原本就只在熟人面前愛說話的孫丹勇，逐漸地沉默起來。
與孫丹勇進入大學後的落差不同，富士康在企業經營上直到2006年都沒有遇到自己的天花板，從1996－2006年，富士康每年的增長速度都超過50％，規模越大，增長越快。
2006年是富士康如日中天的頂峰。這年，《第一財經日報》因為報導稱富士康為“血汗工廠”，披露了富士康公司剝削員工內幕，富士康向該報兩名記者索賠3000萬元人民幣，最後迫於輿論壓力撤回起訴。
到了大四，老師們擔心孫丹勇找工作會有困難，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找工作很順利。孫丹勇一開始是很想回雲南的，但雲南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正好富士康每年都在哈工大招聘很多員工。
當時，孫丹勇笑得很燦爛，他對父母說，“以後你們兩個不用辛苦了，該享享福了。”但他不知道，富士康的這一紙聘書，開啟了他生命倒計時的時鐘。
虎狐文化
曾經有一本書叫《虎與狐》，揭秘了富士康的經營之道：老虎般的兇狠，狐狸一樣的狡詐。《郭台銘與富士康》一書進一步總結：富士康以人海戰術24小時輪班、大量生產，從接單到交貨一氣呵成，讓客戶搶得先機。尤其是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生命週期短，能否攻佔市場供貨穩定的商品，取決於代工廠的交貨速度。
這種“虎狐”文化，讓富士康打敗了日本企業，並在2004年超越了美國的偉創力和美商旭電公司，成為全球代工大王。
但到了2008年夏天，就在孫丹勇開始忙著找工作的時候，窮孩子出身的郭台銘取消了2008年愚人節上喊出的退休計畫，重新出山，到處拜會IT企業高層爭取訂單，和比亞迪以及臺灣多家企業爭奪蘋果這樣的大客戶。
這一年，洶湧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代工行業，富士康開始裁員，並出現了訂單量下滑的情況，代工大王地位不保。
2008年7月25日，孫丹勇進入富士康觀瀾科技園工作，他所在的部門為美國蘋果公司代工iPod和iPhone兩大類產品，是富士康內部最為重視的產品部門，員工壓力非常大，經常加班。
孫丹勇以新幹班成員（新世紀儲備幹部培訓班）的身份進入富士康，並有了自己第一個職業級別“師二”。這是富士康內部職稱體系的稱呼，一般新幹班的員工進入富士康，都是師二的職稱。
跟與富士康對門的華為公司不一樣，富士康招聘的人大多數是中專生，孫丹勇這類人是華為的傳統招聘物件。跟很多畢業生進入華為都有自己的辦公桌並在空調房上班不同，孫丹勇必須先做3－6個月不等的一線產業工人，即先學會變成富士康這部龐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新幹班員工實習期的待遇是2000－2200元，轉正後，如果多加班，能拿到3500元左右。在富士康，以前加班是沒有限制的，很多人靠加班賺錢。孫丹勇正好趕上富士康出於經濟危機考慮，進行加班管控。手段是：一、不批准你加班，但你工作沒做完，只能被迫義務加班；二是批准你加班，但是對加班時間控制，實際上還是要免費加班幾個小時；三是批准加班，但不給錢，只許諾進行調休。
而且等級制度森嚴，新幹班成員在下生產線實習時，會像作業員一樣地被主管“檢閱”，特別安管人員下班時候的安檢舉動，讓這些剛畢業的大學生難以接受。只要報警器有響聲就不能過。有一次，一個女孩子走了兩次都響，查出最後原因是女生的胸衣帶上有金屬紐扣。
富士康實行准軍事化管理，記過、警告、除名和嚴懲等扎眼的名詞在食堂和洗手間都能見到。甚至連吃飯不吃乾淨都要被懲罰，放盤子的地方有稽查看是否吃完了。
今年年初，孫丹勇曾跟哥哥說，在富士康的工作沒有想像中的好，想回雲南。
死因懸疑
7月15日晚11點多，孫丹勇登錄班級QQ群，在群中以留遺言的口吻稱——被欺負的沒話說，並表示沒有偷公司的產品。在聊天中，孫表露出對被公安局調查的擔憂。之後又將聊天記錄發給了數十位元大學同學。然後走回社區，經過自己所住的A2棟路口，往裏看了一下，然後徑直進了A3棟的電梯，直接按了上12 層的按鈕。
“要從他每句話裏去找答案，他說了，希望保安得到嚴懲，希望富士康不再有不人性的地方。”孫哥哥認為，這是弟弟的自殺的目的。
孫丹勇在自殺前和同學QQ聊天說：“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整治一下FOXCONN（富士康），別他媽的再有和黑社會一樣的地方了，隨便就去查別人的家，隨便就扣留人、打人。”並希望“顧欽明課長很快得到應有的報應”。
在孫丹雄看來，弟弟是個現實主義者，但有時候會有一些讓家人驚訝的理想主義者的行為。
孫丹勇交給環安課的自述材料解釋說，7月9日下午他從生產線上拿到iPhone，清點數量後用保密封條封住，因當天沒有主管開放行單，便暫存起來第二天發貨。7月10日下午5時許，取樣機的人來了，便打開紙箱讓他們自己確認數量，當時因為忙不在場，但過來後取機人稱少了一台，孫丹勇自己重新點一遍確實少了一台，當時懷疑樣機可能是丟在生產線上了，孫把放樣機的地方和打包的地方找了一遍，但還是沒能找到。7月11日，又仔細翻找無果，7月12日，接女友到兆利花園社區，第二天彙報主管。
7月15日中午，孫丹勇到環安課交待事情經過。然後，和安管人員一起到丟失地點模擬手機交接現場。下午2點，再次回到環安課模擬現場，並帶著安管人員前往搜家。查完孫家後，又去查另外一個部門女孩子的家。環安課在晚上9點多第二次要求孫丹勇到環安課課長顧欽明的辦公室接受調查。
顧欽明在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稱，他從當時與孫丹勇交接產品的女同事處瞭解到，產品交接時孫丹勇一直在場，這與此前孫丹勇說他曾中途離開不一致，有疑點，所以才想著跟他對一下細節。
顧欽明稱，孫一直不承認在場。於是他有點生氣，扯了一下孫丹勇右肩膀，讓他模擬現場。然後，讓他到隔壁小房間再“想想”。在離開時顧欽明說：“今天我問的疑點問題，也是明天公安機關問的問題，你怎麼辦？”孫聽後不停地反復搓手，表情很緊張地看著顧欽明。
在7月15日17點32分，孫丹勇還沒有想到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給女友的短信說，“沒事了，反正要回去找工作”。因此，孫丹勇的死因，就被外界質疑為與環安課第二次約請有關。
以死抗爭？
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警方初步的調查結果是，孫丹勇系自殺，並且死前身上沒有明顯傷痕。至於N90手機到底跑到哪里去了，還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7月22日晚上，孫丹勇終於“回”到家了，回到了那間熟悉而陳舊的小瓦房。這是孫丹勇5年裏第三次回家，只不過，這一次，他是裝在一個盒子裏被父親、叔叔和哥哥帶回了老家。
2002年，孫丹雄考上了重慶醫科大學，孫丹勇也讀高三，家裏只有一畝多地，沒法支付一個大學生和即將上大學的孫丹勇以及一個小女兒的學費，一家人把在老家的房子租給了同村人住，來到宣威市第一大鎮板橋鎮，租下了一間破舊的小瓦房打工。
55歲的孫父是石匠，43歲的孫母在鎮上做些小工，石匠活主要是給逝者雕刻墓碑。
這間租來的小瓦房裏，連一張像樣的飯桌和椅子都沒有，只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一臺上個世紀90年代的老式答錄機，以及一台21英寸的小彩電。他的骨灰就放在這間屋子裏。
小瓦房面前有棵大核桃樹，孫丹勇出門的時候，還不是很高大，如今已經亭亭如蓋。孫陽東說，這棵核桃樹每年都會結很多核桃，但是今年特別反常，因為去年的冬天打了很大的霜，沒有怎麼結果子了。
這個家曾經被周圍的人羡慕不已，有一個哈工大和一個重慶醫科大學的大學生從這裏走出了家門。如今，這個貧困家庭的精神財富已經丟失了一半。
在小瓦房前，是孫陽東幹活的地方，那裏堆滿了石頭和半完工的墓碑。作為石匠的孫陽東說，一塊好點的墓碑，在當地可以賣六百元，單材料費就要四百元，除掉人工費用，賺不到什麼錢。
但他打算親手給兒子雕刻一塊墓碑，而且要比他雕刻過的都要好一點，因為“我兒子是我們那的大學生，是秀才”。按照當地的習俗，必須在3年後才能立碑。
對孫陽東來說，他有3年的時間來給兒子刻碑，這也意味著他要在心頭上刻寫3年的悲傷，因為每一個字刻上去，都將在心裏留下永久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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